王耀献 在中医院建起国际部

2014-06-04 15:26:00  来源:中华儿女报刊社  编辑:凤栖

  2013年3月,以“国际、国学、国医”为定位的东直门医院国际部开业,成为首都对外中医医疗服务的形象代言者。
  “国际、国学、国医”,在中医人向着更高更广的领域迈进的道路上,王耀献成为一名执灯引路人
  文/本刊记者 董颖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张自忠路,有座古香古色的中式楼宇,在整条街上显得分外庄重与素雅,它出现的时间虽然才短短一年,但却已声名远播,这里就是北京东直门医院国际部。步入旋转门,走进一楼大厅,一股淡淡的草药香气扑鼻而来,让人心清气爽。凝神望去,进门的两根立柱上嵌有一幅很特别的对联,字体稳健灵动,线条刚中藏柔,上联是:“东南西北,寻医问药,看中医,首推东直门。”下联为:“望闻问切,衷中参西,求奇效,以德做药引。” 这似乎与”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同仁堂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短短的两句话彰显出了东直门人当仁不让,敢为天下先的豪情,更展现了东直门人仁心仁术、救死扶伤的高尚情操。对联的作者并非文人墨客,他就是我国著名中医临床大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直门医院院长王耀献。
  从医30载,王耀献勤求博采,潜心研究,在肾病专业领域他将传统医学发扬光大;担任院长,他深入农村,走进牧区,足迹踏遍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组建起全国最大的中医医院战略联盟。现在,他更将目光放在广阔的国际舞台,东直门医院国际部的开设就是他的又一创举——“国际、国学、国医”,在中医人向着更高更广的领域迈进的道路上,王耀献成为一名执灯引路人。
  历经苦难 励志学医 
  上世纪60年代,王耀献出生在河南登封一个偏僻的小山村。3岁丧父的他和其余5个兄弟姐妹由母亲含辛茹苦拉扯大。贫穷是那个年代最具特征的写照。“不像现在,那时手里头有二分钱,那都是钱!”而想得到这宝贝的两分钱,下午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鸡窝,去看看鸡屁股,瞅瞅下蛋没有,有个鸡蛋,就有书读,就可以拿着它去换铅笔、橡皮、本子。
  贫穷不仅仅意味着落后,在王耀献童年的记忆中深深烙印着这样一句话,就是“得了病就得听天由命”。平常有个小病去村卫生所看,其实也没什么药,只有去痛片、氯霉素、四环素,土霉素这老四样。村里谁要是得了大病,基本就“没活儿”了。王耀献的父辈兄妹七个,没有长寿的,大伯下落不明,二伯糖尿病四十几岁去世,父亲肝硬化40岁去世,五叔肠梗阻二十几岁去世……左邻右舍也都一样,基本是病了就只能等死,一些家庭甚至就绝户了。
  看遍世间疾苦,亲历了“吃不饱饭、看不上病”的辛酸,在王耀献幼小的心灵里便萌生了从医救人的愿望。“我印象中,当年‘赤脚医生’到谁家去看病,都特别的受尊重,那真是前呼后拥!那时一般家里待客的最高规格就是做一碗鸡蛋汤,平时自家都舍不得吃,只有医生才能享受到这个美味。”王耀献回忆,“我选择学医不是机缘巧合,也不是家里逼迫,纯粹是自愿的,是自己向往已久的,再加上所有的亲戚朋友也都说学医好。就这样,在考大学的时候,我的五个志愿报的都是医科院校。” 
  16岁,王耀献如愿以偿地被河南中医学院录取。刚上大学半年放寒假回家,乡亲们就怀着崇敬的心情上门来找他这个“大医生”看病了。刚开始时,他还试图向村民解释自己还没有学成毕业,但都是自己的长辈,哪里抵挡的了!方子记不住,他就边翻书边开药方。没想这倒促进了他提前学以致用,医术长进很快。到了大二假期,他已经在老家小有名气了。
  更大的收获,还是来自于大四的见习和大学五年级的实习,王耀献特别珍惜这一学习的好机会。带着在村里行医时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有机会他就抓住临床带教老师问个不停,直到心中的疑惑一一解决。医学生最苦的就是实习阶段,要写无数个大病历,要跟老师值班,基本不能离开病房。但是,很多学生也会偷懒,学校的老师管不到了,临床带教的老师也不那么严,更多的要靠自觉。有人中午不到11点就都跑去吃饭了,但王耀献经常是24小时守在病房,每一份病例都书写的非常认真,问不到老师他就去图书馆查资料,记笔记。在实习阶段,他还养成了两个好习惯,一是特勤快,二是肯吃苦。那时中午吃饭时间恰恰是病人办住院的高峰时段。门诊看了病,办住院手续慢,午休前后一般相继能来三四个病人。别人去吃饭了,王耀献就守在那儿等病人,直到问病史、写病历、开好医嘱,安顿好病人才离开。这样,到大四结束时,他处理常见病的技能和医疗文书书写的能力,跟住院医师已没啥差别,基本上可以“当一个人用了”。病房的老师们也都特别喜欢他这个用功、肯干的小伙子。
  1987年王耀献本科毕业报考医学研究生,但那时有一条规定,临床专业研究生,不招应届本科毕业生,必须要有实践工作经验。因为王耀献在见习、实习期间表现优异,导师为了要他,反复找人打申请写报告,要求给他开“绿灯”。最终,王耀献成为当年唯一一位本科毕业考取临床研究生的幸运儿,并且考研成绩名列全省第一,五门功课考了四百多分,比第二名多了近一百分。
  一分苦功 一分收获
  一般情况下,病人看病时或多或少对年轻医生会缺乏信任,都愿意找年纪大的医生就诊,尤其是看中医。但到了王耀献这儿,情况却有了改变,他当小大夫时,就有病人放着专家不找,偏要来找他。
  1990年,王耀献本硕八年学成,毕业分在河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在此工作的6年中,他可算得上是“工作狂人”。早上6点出门,晚上10点回家,每天都是披星戴月。以至于孩子7岁前不会叫他“爸爸”,因为“见不着”。据王耀献回忆,那时候就不知道累,每天都热情高涨,抢救成功一个危重病人就特有成就感。而他付出的功夫,也顶别人两三倍,不管什么节假日、替班倒班,他从来也不计较。
  刚入职的小医生一般没有太多独立诊疗机会,王耀献却大不一样。他很早到岗,一般值班医生还没起床。久而久之,有事儿护士干脆不叫当班的,就直接交给他来抢救,他还乐此不疲。就这样,王耀献一个“小大夫”在科里却处理、抢救的病人最多,当然技术水平也提高很快。
  作为医生,对病人是否负责,人们的心里都有杆秤。一次,有个孩子发高烧,家里人特别着急。如果按一般程序,病人拿到医生开的中药方子,回去后最快也要到晚上才能吃上药,那样的话孩子不知这一天时间要受多大的罪,并且病情还可能会恶化。此时王耀献的心里比孩子家长还要急!他给病人开好方子后,直接去药房取药,找了个酒精炉亲自把药煎好,看着孩子吃下去才彻底放下心。很快,孩子退烧了,家长感动得一个劲地对他说“找到你这个大夫真是太好了!”
  后来,王耀献偶尔外出,换上科主任查房给把脉开药,病人却不买账,非要等着他回来。
  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王耀献成了患者心中最值得信赖的好大夫,不少病人及家属都成了他的朋友。从那时起,王耀献就深深感到医患之间“信任”这俩字太重要了。到现在他还经常给院里的年轻大夫讲:病人对你是否信任,不在于你的年龄、职称,而是在于你有没有那份诚意和工作的劲头儿。
  回想起当年那种医患关系,至今让王耀献十分怀念:有的病人去世了,办丧事之后家属还要请王耀献去吃顿饭,人家就感觉到医生很尽力,表示感谢;有一位农村的小姑娘,王耀献给她治好病后,他爷爷奶奶就整天找来,非要让他认下这个“干女儿”;还有一个孩子得了严重的哮喘病,每年住两次院,找到王耀献以后,通过中药调理提高抵抗力,得以痊愈。孩子开心地欢呼“再也不用住院了!”后来,这个孩子的家长在王耀献结婚时,特意将他请到自己开的照相馆拍结婚照……
  毕业后做了3年儿科大夫的王耀献因为太能干,被缺人的肾病科主任借走了,并且这一借就再也没有“还”。在38张床位的肾病病区里,他一人就管了23张床。一次院长查房,看病历时发现基本上所有的病例都是王耀献写的,禁不住问“三级医师查房怎么全是一个人干的?”  
  位卑敢当 “无冕之王”
  1996年,王耀献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三年后毕业,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工作至今。
  然而,在东直门医院工作的头两年,王耀献也遭遇了“水土不服”,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让他觉得是最难熬的一段日子。那时拖家带口来到北京,孩子的入学、爱人的工作都要重新规划;自己一口河南话,工作尚在磨合期,且并不顺利;收入低又没有住房;母亲偏偏又在那个时期病重,昏迷120天后去世。一系列的磨难让王耀献备受打击。
  但逆境中也磨练了他的意志,他认识到,前进的路上总会有艰难坎坷,自己还需要经受更多的历练。也正是这时,坚信他是个人才的老院长,让他去了东直门医院的方庄院区(即东方医院)。就是那段时间,王耀献虽无官无职,只是个主治医师,在大医院是个小萝卜头,却闯出了一片天地。
  刚去的时候,东方医院的肾病科被称作是“寄生科”,因为来看病住院的人很少,肾病科只是寄生在周围血管科的病房里,仅有8张床位,住了几个非肾脏病的临终关怀病人。主任长期在透析室,加上王耀献在内一共有2个主治医师和一个住院医师。那时候,不仅本科室的人觉得没什么希望,院领导也没寄予什么厚望。而王耀献却暗自憋了一股劲,非要在肾病科搞出点儿名堂来。
  王耀献担负起“精神主任”角色,为大家鼓劲,他描绘了科室未来的美好前景,又对科室人员进行了分工,一个主治医对外宣传,一个住院医对内书写病历,王耀献自己负责门诊和查房,科主任负责透析。最初,有些病人只开药不看病,别的医生不愿意接,王耀献就告诉护士:“我接,都安排给我。”在开药过程中,他主动向病人询问病情,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并认真地帮对方改变治疗方案,然后开出药方。一个月后,主动找王耀献看病的人就多了起来,等住院的人也排上了队。渐渐地,8张病床的肾病科住进了20多人,把原本周围血管科的床位都挤占了。仅仅3个月后,经院长拍板,肾病科设立独立病区,由8张床增加到32张,“寄生科”的帽子从此被摘掉。被人们私下赞叹“真有本事”的王耀献成了科室的“无冕之王”。虽然不是科主任,但只要有他在,医生、护士就有了主心骨,病人就吃了“定心丸”。回想起这段经历,王耀献说:“那是我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时期,因为一个小小主治医师在一个大医院里硬是撑起了一个科室,又无官职,与大家相处不掺拌一点点虚伪,纯洁而真诚。至今这个科室人见面还是称呼我王大夫,而非王院长。”
  危难之时 方显本色
  2003年3月13日,通过竞聘上岗,王耀献到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做了科主任。一周后,随着“非典”的肆虐,东直门医院成为疫情扩散重灾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就此拉开。在整个医院被政府强制隔离后,他身先士卒,主动留在一线,并立即对全科进行思想动员和科学防护,自己掏腰包购买胸腺肽为全科医护人员注射。这期间虽前后遭遇三名“非典”患者,竟无一名医务人员感染。
  当时全院住院病人总共有五六十人,而肾病内分泌科就占了三分之二,千斤重担落在了这个年轻主任的身上。在当时,恐惧、寂寞笼罩在每个住院病人身上,为缓解紧张气氛,他让爱人购买水果通过隔离带递进来,与病人共享;还带领大家打球,开展体育活动。但一天晚上,还是有个精神脆弱的病人扬言要找王耀献拼命,跳楼同归于尽。对此,他没有半步退缩,而是主动找到这个病人,倾心“话疗”,化干戈为玉帛。待“非典”结束后,这个病人竟成了王耀献的“铁杆粉丝”。由于王耀献“非典”期间的杰出表现,医院又给他工作加码了,将他的肾病内分泌科扩大一倍,由一个病区变成两个病区。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时任医疗院长的王耀献责无旁贷地担任起医院抗震救灾的总指挥,他第一时间向上级请战,着手组建医疗队。5月14日,在派出由8人组成的东直门医院医疗队开赴德阳一线后,王耀献昼夜守在医院,每天无数次联系前线队员,技术指导救援。当一线医疗队员连续奋战48小时感到疲惫时,王耀献一条短信发到了前线,“1%的希望,100%的努力,救死扶伤,永不言弃!”这也成为了医疗队的队训,成为鼓舞一线队员的精神动力。当紧急救治任务完成,一线手术大夫提出是否应更换为内科大夫时,在没有得到任何部门明确答复情况下,王耀献亲赴灾区一线,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果断决定“旗帜保留,结构调整,防疫为主,内科为主”。随即,他还代表东直门医院与德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率先建立起对口支援关系,这一举措很快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多年以后,医疗队员聚会时谈及王耀献在灾区做决定的事,仍十分敬佩这位敢作敢为的院长,要知道“擅自调整医疗队是要承担责任的”。当记者问他当时的感受时,他自豪地说:“我一直崇拜军事家,这一次我体会到了做军人的感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根据前线实际情况瞎指挥,肯定是要打败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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