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 只为氢弹建功勋

2015-01-19 16:36:00  来源:中华儿女报刊社  编辑:凤栖

  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文/王建柱 王珊
  2015年1月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荣誉证书。
  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他的妻子也才知道原来“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十年之后,于敏回到公众视野,是因为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评价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亦称赞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国产土专家一号”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三。上学的时候于敏就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一边学习,一边总结,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纾困之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难掩失落。他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
  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而且所里还没有一台加速器,探测元件和仪器设备也刚开始研制。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环境中,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在较短时间内,于敏作出很多创新成果,并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些工作迅速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赏。物理学家彭桓武曾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他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中国“氢弹之父”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研制氢弹就摆到了第一位。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的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于敏说。
  事实上,于敏喜欢的是基础研究,且当时已经很有成绩。和于敏有过接触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曾提到,按照他的才华,如果一直从事纯基础研究,可能会作出影响更大的成果。在当时,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而且要隐姓埋名,长年奔波。纵然如此,于敏还是答应了钱三强的要求。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是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氢弹设计。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又设计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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