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家事里的周恩来

2016-01-08 11:05:00  来源:中华儿女报刊社  编辑:安吉

  1956年10月,周恩来与周秉华(左起)、周秉和、周秉建、周秉宜、周秉德在中南海西花厅


  每年海棠花开的季节,周家子侄和孙辈都要相约到中南海西花厅,祭拜周恩来,一诉衷肠……
  ◎策划 王跃春 文 本刊记者 余玮
  转眼间,周恩来逝世整整40周年了。周恩来胞弟周恩寿的孩子周秉德、周秉钧、周秉宜、周秉华、周秉和、周秉建兄弟姊妹六人以不同的方式缅怀伯父周恩来,言及在伯父身边生活的点滴,感悟多多,娓娓道来,周恩来那让人敬佩的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总理后人们平凡纯粹的布衣情愫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别样的家国情怀
  1949年6月,一位12岁的小女孩来到了北京,住进了中南海。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当“大官”的伯父周恩来。
  这个小女孩就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大女儿周秉德。周秉德来到伯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身边后,才知道两位老人家没有儿女,只有一位干女儿——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
  1962年4月的一个周末,邓颖超与周秉德交谈了些工作、生活情况后,不无伤感地对周秉德谈起一件非常遗憾的往事:“秉德,你一直以为我和你伯伯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是吧?其实1927年4月我在广州时生过一个男孩儿,但这孩子体重太大,有10磅。我在医院难产,三天三夜生不下来。虽然有德国的教会医院,条件算是好的,但当时的技术还没有办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帮助,因用力过大,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能成活!不然到现在也有35岁了,比你整整大10岁呀!”听到这里,周秉德感觉实在惋惜,不然这位大哥在伯伯和七妈的培育下,如今一定会是位刚毅、果敢、英俊的好大哥。
  孩子没保住,邓颖超精神受到打击,身体又虚弱,无法安心调养。这时正赶上“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突然大量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各大城市一片白色恐怖。周恩来在上海已转入地下,邓颖超在报纸上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广州也已吃紧。邓颖超和母亲于当年5月1日到上海,并以母亲的名义在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刊登寻人启事。和周恩来见面后,邓颖超告诉他:日本医生检查过后告诉她,因分娩前后精神紧张、过度疲劳,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很难再怀孕了!对此,周恩来夫妇无不抱憾。日后,他们经常对周秉德等说:“我们参加革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必要时是不能考虑个人安危的。”周秉德对此体会至深。 
  周家过去是个大家庭。按照周家的老规矩,如果一个兄弟没有后代,那么其他的兄弟就应该过继给他一个,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续香火”。周秉宜说,伯伯没有孩子,二伯那边只有一个儿子,我爸当时却有我们好几个孩子,于是我爸对伯伯说要过继一个给他。“我爸也没有那么封建,说男孩女孩都可以,只是希望伯伯身边不要太寂寞,但是伯伯拒绝了。伯伯说:‘我要是要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很特殊,而其他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的孩子我都会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事实上伯伯也是这么做的。他拿出自己的工资供我们上学,他关心我们的成长和进步,他是我们这个家的大家长。当然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又是非常的与众不同,自有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老共产主义战士的角度和方式方法。” 
  “伯伯对待至亲的六个侄儿侄女,都像自己孩子一样,要求非常严格。”周秉建回忆说,上学时他们在学校填表格,都不会把伯父的名字写上。哥哥姐姐在郊区上学,都是公交车往返,从来没有派车接送过。“伯伯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一件衬衫总是补了又补,日常饮食从不搞特殊化,即便条件好了,也只是吃一些粗茶淡饭。伯伯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待家人也十分严格,他要求家人凡事要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决不允许家人以权谋私搞特殊,他也从不给家人提供特殊化的条件。”在周恩来的教诲和影响下,周家后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始终把自己看作普通人。 
  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和紧张工作,邓颖超曾患过不少慢性病。1952年夏天,邓颖超生病了,身体十分虚弱,住在颐和园听鹂馆后面的一个院落里养病。周秉德在晚年还记得,那会儿伯伯很忙,但也常常忙里偷闲,抽空去看七妈。“去时,他也常常带我们三个孩子,显然是想给七妈添点天伦之乐。当然,这一回回的探望,也得益于伯伯身边工作的叔叔们的催促和安排。在湖边绿荫中走走,坐船在湖上荡荡,这不正是给整天忙碌的伯伯一个最好的也是难得的休息嘛。”
  周秉钧也有相似的记忆:“解放前几十年的艰苦战争年代,使七妈患了多种疾病。解放初期,医生一方面为她治疗,一方面安排她到清静、空气新鲜的颐和园去疗养。伯伯带我们去颐和园看七妈时,在园内走路,常与老百姓擦肩而过。那时人少,远处的游人看到,认出了就招招手,近处的就跑过来握握手,说说话,非常自然,非常亲切。”
  周秉德等跟在伯伯身后走进颐和园,进门前周恩来总不忘提醒工作人员:一定要买门票。一进院子,孩子们“七妈好”的问候声立即给听鹂馆后面的那个安静小院平添了家的温馨。往往周恩来在邓颖超屋里坐会儿还没说两句话,邓颖超便笑着提出:“既然到了颐和园,就别闷坐屋里,辜负了大好的湖光山色,走,一块儿到外面转转。”有时她也说:“我天天到湖边散步,今天就不陪你们。恩来,你带孩子们一块去划划船吧。”长大了,周秉德才体会出当时是病人的七妈的良苦用心:她体质很弱,照理希望丈夫在屋里陪她坐坐,她出去陪着走那么多路,其实是辛苦的;可是,她更心疼丈夫太忙太累,她宁可自己累点儿,也要陪丈夫在湖边走走,自己实在吃不消时,宁可丈夫少陪自己一会儿,也要让丈夫在大自然里活动活动,换换脑子。周秉德每每回忆起伯伯和七妈的这些往事,就能品味到“相濡以沫”的滋味。
  谐趣园位于颐和园的东北角,由于它小巧玲珑,在颐和园中自成一局,故有“园中之园”之称。周秉德记得,每次去颐和园看七妈,伯伯都一定要去谐趣园走一走。“伯伯、七妈领着我们漫步其间,仿佛置身于一幅精美的山水画中。一次伯伯招呼七妈和我们:来来来,就在这里拍张照片吧!”
  直到37年后的1988年,当周秉德第一次踏上淮安故土,许多往事才找到答案。走进了家乡的勺湖公园和又一勺公园,周秉德立刻觉得那样亲切、眼熟,陡然记起谐趣园,怪不得伯伯对谐趣园那么情有独钟!当年伯伯沿着谐趣园的曲径行走欣赏风景,是不是也在宽慰自己平时无暇念及的思乡之情?这时,周秉德才真正理解伯伯内心深处的那片真情。“在我的印象中,伯伯整天都很忙,很少跟我们谈到家乡。不过,从我听说的一些事情中,比如伯伯乘飞机时曾在淮安上空盘旋三圈,我确实能感受到他对家乡的深情。”

我要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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