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惠 情系马兰半生缘

2017-08-11 14:18:00  来源:中华儿女  编辑:

  ◎本刊记者 王中鸿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一声巨响后,罗布泊的上空升起了蘑菇云,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挺直的脊梁,也看到了大国崛起的身影。这声惊雷,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也改变了大国间的力量格局。这是安全的保障,实力的体现和民族的尊严。
  5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从那个任人欺负的“穷小子”,变成了举足轻重的“真汉子”。这个转变的背后,有无数人的奉献和牺牲,有无数人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情。在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展史中,有些人“无名无姓”,有些人的名字被永载史册。
  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在“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上,记者见到了曾担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马国惠。“没想当兵,却当了一辈子兵;没想干核试验,却一辈子只做了这一件事。”马国惠当年怀着报效祖国的梦想,走进大学,走进马兰;在那个充满神秘的戈壁大漠核试验基地,在艰难的岁月里,用生命和责任凝聚力量,为我国核试验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扎根戈壁写忠诚
  “从1964年10月到1996年7月29日最后一次试验完成,中国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我是从第三次核试验开始,共参与了43次核试验。”眼前这位儒雅可亲的长者,让你很难将那惊天动地的爆炸同他联系在一起。
  现年76岁的马国惠性格豁达,心直口快。他先做了一下自我简介。“我是1960年7月,毕业于哈尔滨市第14中学,因为成绩突出,被学校保送至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1965年8月从哈军工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核试验基地,从事核试验测试工作,最初参加光学测量,主要负责光冲量的测量工作。”
  马国惠自参加工作,从一名技术员晋升为司令员,从学员晋升为将军,从中不难看出马司令辉煌的人生经历和为国家、为我国的核武器试验作出的重要贡献。1994年10月,他出任国防科工委第21试验训练基地司令员,1997年4月任国防科工委副参谋长,1999年任总装后勤部部长。2001年8月退休。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94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
  马国惠回忆说:“我应该是同学里面比较幸运的。”自毕业分到21基地研究所,在第二研究室搞光学测量,他在戈壁滩上工作了33个年头,对马兰非常有感情。“从事核试验特别是早期核试验,当时我们满腔热情,能够分配到核试验基地搞尖端技术,觉得非常高兴,也感到非常光荣。但是,到马兰看到的情况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核试验现场确实很艰苦。从自然环境来讲很恶劣,八百里瀚海无人烟,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夏天地表温度可以到六七十度,空气温度四十几度,冬天温度降到零下二十几度。八九级的大风把塔里木盆地的黄沙吹起来,沙尘滚滚,遮天蔽日。”
  核试验早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同的试验方式和试验当量,场区布局要随之改变。所以,生活区不可能也来不及建设固定住房,只能住帐篷。夏天单帐篷,冬天棉帐篷。小帐篷住8个人,大帐篷住十几个人,用钢钎和粗铁丝把帐篷牢牢地固定,再用大石头把下面压住,防止戈壁滩呼啸的大风把帐篷连根拔起。冬天,帐篷里温度很低,火炉也不管用,人们就穿着棉袄、棉裤、带着皮帽子,把皮大衣和被子用背包带捆在行军床上睡。每次任务至少要搬迁两次。早晨从住地出发,车行200多公里,中间在兵站吃午饭,晚上才能到达场区,在离爆心较近的地方自行搭帐篷入住;“零前”往往是凌晨三点起床,参加最后的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零前”行动,回来后要自己拆帐篷,转移到场区规定的安全区再搭帐篷。工作和生活相当紧张,完全是按照“零前”规定的程序行动。
  上世纪60年代,无论春夏秋冬,马国惠和他的战友们上班乘坐的都是矮箱板的解放牌卡车,近的走20多分钟,远的要走一个多小时,在戈壁滩特有的搓板路上,每天重复做着人体“振动”试验。
  在戈壁滩上,最宝贵的还是水。场区人员喝的水,都是从几十公里外的河里拉来的苦咸水。为了节约水资源,每个人的用水都是定量供应,每人每天只有一盆水,早晨洗脸刷牙,晚上洗脚,然后将水就地倒在空气极为干燥的帐篷里,很快就蒸发了。
  看报纸也都是在一周甚至十天之后的“旧闻”,半导体收音机在这里根本接收不到信号,唯一的新闻就是听场区的广播。因为生活单调,任务重,责任大,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地工作。
  基地广大官兵、职工、家属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艰苦奋斗,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马国惠深有感触:“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马国惠说,大部分年轻人被派往基地后,与恋人长时间无法见面,由于保密要求也无法通信,最终只得无奈分手。这些人中有的直到退休后才找到伴侣,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结婚。而已经结了婚的人,大部分也都是两地分居,常年不能见面,很多同志在妻子分娩时不能陪在身边,子女也无法照顾。很多同志不能孝敬父母,甚至不能送终。有的夫妻二人工作都忙,子女的教育就这样被耽误了。参与核试验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优秀的高材生,但他们中很多人的子女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工作也十分平平。后来老战友聚会,有些人甚至连车票都负担不起。有一幅对联——“举杯邀月,恕儿郎无亲无义无孝;献身国防,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说得特别贴切,也是当时马兰人的真实写照。

  在铁塔上与氢弹共眠
  现在网上总能查到马国惠是“头枕原子弹睡觉的人”,问起此事,马国惠说,那篇文章起名比较唬人,太吓人了,原子弹没有那么小,枕不了,改成“头顶氢弹睡觉的人”,或“与氢弹共眠”还可以。于是,他向记者娓娓道来当年的故事——
  当时马国惠在研究所二室负责光冲量的测量,在完成自己项目的准备工作之后,被临时抽调和曹淑华等4名同志参加激光项目瞄准工作,这个项目当时是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项目。因为白天背景光很强,他们基本上都是晚上在塔上工作,光路系统只有晚上才能调试。一上塔至少10来个小时,最长一次在塔上呆了22个小时,带一壶水,带点干粮、江米条在上面吃,也在上面睡。铁塔高110米,塔顶是爆室,晚上就在那里休息,刮风时咯咯响,晃晃悠悠,像摇篮一样。他们在氢弹装置的爆室工作,头离氢弹十公分的距离睡过觉。“这是工作需要,当时没想那么多”,奋斗了20多个日夜。爆室外面有个栏杆,像个小阳台一样,他们用一个电池箱装了一点沙子放在那里,当卫生间用。曹淑华是位女同志,大家也都不讲究了,谁要方便就到外面那个小箱子上,20多个小时总不能不拉不尿吧!
  “冬天,场区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上面更冷。有一次做环境试验,爆室里温度高达50摄氏度,又没处跑,那滋味真不好受。”
  那时,铁塔上下,光哈军工六五届的同学就有很多人,在学校时各个专业还互相保密,在这里大家见面了,插雷管的邵乃林就是马国惠的校友。试验前的那一夜,他们这个项目要做最后的调试。等雷管插完,他和大家一起坐吊篮从塔上下来,那已经是12月28日的凌晨了,寒风中仍然飘着雪花。28日12时,铁塔上空终于出现了一片蓝天,氢弹装置按时起爆,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马国惠说,“核试验是尖端科技的集中体现”。在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初期,毛主席就在罗瑞卿同志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从此,参加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所有人员都遵循毛主席的教诲,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内到军外,从指挥员到战斗员,从专家教授到普通技术人员,可以说是万众一心,团结协作,密切配合,群策群力,敢于创新,艰苦奋斗,勇攀高峰。
  核试验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遵循科学规律。核试验一开始就强调“严格、严肃、严密”的“三严”作风,始终贯彻到核试验的全过程。
  核试验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马国惠把核试验比喻战场,参加核试验就是完成战斗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是历史的罪人。他曾经和航天发射基地的司令员调侃地说:“核试验和航天发射有四点不同,但是它们却是相反的。一是搞核试验最喜欢听的是爆炸,一爆炸就成功;航天发射是最怕听爆炸。二是航天发射生怕别人不知道,从进场、发射、回收,都是现场直播,广泛宣传;核试验是生怕别人知道,保密又保密。三是航天发射最怕‘上’不去;核试验是最怕‘下’不去,尤其是竖井地下核试验。四是航天发射的担心是在点火后;核试验的担心是爆炸前。”

  “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庆祝建军90周年来临之际,回顾总结马兰精神,马国惠感到格外亲切和自豪。马兰人在近六十年的奋斗历程中总结出的马兰精神,不仅是马兰人创造的,而且也是参加核武器研制、试验的所有亲历者共同创造的,是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的奋斗结晶。
  马国惠说,马兰精神是在一个特殊的任务、特定的环境、特别的群体和特有的历程下形成和发展的,有其非常丰富的内涵。在1989年基地组建30周年时,总结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马兰精神最新表述是:“热爱祖国,忠诚使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集力创新,勇攀高峰。”也可以简述为“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马兰精神”和兄弟单位的“九院精神”“东风精神”“西昌精神”“远望精神”“风洞精神”“草原精神”等等,都体现了各自的特点,充分反映了各单位的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这都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9月18日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名元勋时,“两弹一星”精神被正式提出。“两弹一星”精神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马兰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国惠认为马兰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也是顽强意志的充分体现,更是集体智慧的完美结晶;我们要学习马兰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这在当今的形势下,还是有很多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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