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春 鄂伦春的呼唤

2015-12-04 14:53:00  来源:中华儿女报刊社  编辑:安吉

  鄂伦春人的森林文化、狩猎文化和萨满文化是亚北极文化的典型代表,对鄂伦春族的研究还需要有更多的青年才俊投入其中


  文 本刊记者 曹宏琰
  极北酷寒之地,曾经活跃着一支北方狩猎部族,悠久的历史、神秘的文化和兴安岭的林海雪原,这一切无不让久居都市的我们心向往之,他们就是勇敢的鄂伦春。时光变迁,如今的鄂伦春不但坚守了狩猎的传统,而且更在国家最高学府有了自己的首位博士。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冬日正午,记者在中央民族大学六号办公楼里见到了这位温文尔雅的女博士。谈起自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从事的科研工作,刘晓春充满激情。毕竟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写作与田野调查上,虽然希望能使更多的人了解鄂伦春和她的工作,但又担心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一再流露出歉意的神态,记者被这位知识女性的严谨和真诚所打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是多学科、综合性、国家级的民族问题专业研究机构。能够成为这个优秀集体的一员,刘晓春感到非常荣幸,学有所用。讲到自己生活和工作的点滴,她的言语中充满珍惜和感动。
  教育点亮人生,猎民的女儿走进大学
  1998年,刘晓春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民族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刘晓春一直留在北京工作,至今已有17年。口音中还是能听出一点鄂伦春味道,“乡音难改”,她爽朗地笑,“鄂伦春口音已经成了我的标志。”
  刘晓春的童年时代都是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度过的,那里隔黑龙江与俄罗斯相望,当时还是一片茫茫林海。父亲是一位出色的猎手,母亲是当地有名的鄂伦春民间歌手。“我们家一共有七个兄妹,除了大哥,我在六个姐妹中排行老四。虽然兴安岭林区气候寒冷,自然环境艰苦,家里孩子也较多,但是因为父亲是个很优秀的猎人,所以,家里的肉是吃不完的,而且,家里还饲养了二三十匹猎马,家庭条件比较富裕。”刘晓春陷入了回忆,“上世纪50年代,鄂伦春人才下山定居,1964年我出生的时候,鄂伦春人的头脑中还没有特别的经济概念,猎人都是为了生存而狩猎,副业以采集野果、野菜为主。小的时候,刘晓春经常随父母进山狩猎和采集,累了就在林中空地就地取材,用木棍和桦树皮搭个斜仁柱(鄂伦春传统住房)居住。母亲信仰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经常告诫我们,外出进山时不要吵闹乱跑,以免惊扰树木和花草,拾柴禾要去河边挑选枯死的树枝,不要砍活树。父亲在猎物的挑选上,从来不打幼兽和带仔的母兽,猎物够吃就行,从不贪多。”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与鄂伦春小伙伴玩拽棍(鄂伦春传统体育项目)比力气的游戏中,刘晓春快乐地度过了一个与大自然为伴的美好童年。
  刘晓春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家乡猎民村就读的,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尾巴。“当时给我们鄂伦春小孩儿教课的大都是上海知青,除了课本知识,他们经常给我们讲大上海的故事,不仅为我打下很好的汉语基础,而且也让我更加向往森林外面的广阔世界,朦朦胧胧产生了想走出去的愿望。”说到此,她依然兴奋不已。
  “虽然我的父亲是个猎民,没有读过书,但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培养下,在鄂伦春人下山定居以后,当过生产队长、乡党委书记,他眼光看得比较远,很在乎子女的教育。父亲把我送到九十公里外的县城读高中,因为当时高中只有县城才有。记得,我和父亲是坐大卡车去的,汽车在泥泞的山路上不知开了多久才到达目的地。”刘晓春的眼睛湿润了。“高中三年,我知道自己以前底子差,所以学习非常刻苦,国家对我们鄂伦春族也有优惠政策,1982年我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预科。”一年后,刘晓春顺利进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从学士到博士,曲折伴随幸运
  高考结束,接到录取通知书以后,18岁的刘晓春跟着姐姐,第一次走出爱辉县,第一次坐火车,这一路直接南下三千公里,把她捎到了北京城。刚到北京的她,过了那股山里人进城的新鲜劲儿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的磨合问题。刘晓春思索片刻后说:“那个年代国内大环境还是比较闭塞的,各个民族之间了解不够,甚至像首都这样大的城市都很少有人了解鄂伦春族,也闹出了不少笑话。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刚到中央民族大学那会儿,每次赶上饭点儿去食堂打饭,食堂的大师傅常常反手拿勺儿给学生倒粥,汉族同学可能无所谓,但是在鄂伦春风俗中,这是给逝去的人祭祀的表现,对活人是不尊重的。当时很尴尬,有段时间甚至不乐意去食堂吃饭,后来随着与各民族同学的交往,我也开始换位思考,师傅只是不了解我们的风俗习惯而已,既然兄弟民族都能接受,我也能接受,后来我逐渐喜爱并慢慢融入了北京的多元文化。”五年的大学时光转瞬即逝,毕业后刘晓春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员。在赴哈尔滨的火车即将驶离北京时,她望着车窗外的车水马龙,暗暗在心里发誓:“总有一天,我会再回来的。”
  “其实我大学期间就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经济问题感兴趣,也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其中一篇后来被刊登在《内蒙古社会科学》上,鼓舞了我想要继续求学深造,而北京在当时是不二的选择。那时候,鄂伦春族大学生屈指可数,我不想长年累月地教那些早已倒背如流的教科书,我还是想遵从自己的内心,为民族做一些事儿。”刘晓春平静地解释道。
  在哈尔滨的五年是曲折的,期间刘晓春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研。1989年,她第一次尝试考研以失败告终,“头一次失利后,有很多朋友劝我就在单位转正混个铁饭碗算了,但是我对自己有期望,家人对我继续学习的愿望也很支持,我那时也铁了心还要考研,哪怕辞职也要考。”三年后,刘晓春没有选择和原单位续约,以破釜沉舟的之势再次坐进了考研的考场,这一次她成功了,如愿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经济学专业录取。
  “可能在哈尔滨的五年很辛苦,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后来命运反而垂青了我,研究生阶段很顺利,我也有幸在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和民族学家施正一老先生门下做研究。就在我硕士毕业前夕,我的导师认为我在学术上有培养的潜力,就为我争取了我们专业唯一保送读博士的名额,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回想往事,刘晓春淡然一笑。
  正是由于施正一先生当年的举荐,刘晓春毕业后作为鄂伦春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顺利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新平台和高起点上继续从事民族经济及鄂伦春民族文化研究,如今,她已成为社科院民族经济领域的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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