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斧:我有义务回报祖国

2015-03-20 10:50:00  来源:中华儿女报刊社  编辑:凤栖

  李斧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祖国引资、引智,并利用自己担任俄勒冈州政府亚太事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积极促进中美交流

 

  文/本刊记者 李肖含
  “刚到美国的时候,往国内打电话都要费一番周折,而现在我每年都要回来好几趟。”北京国贸宾馆的一间套房里,说起这些年来回国的变化,李斧颇为感慨。
  他高高的个子,戴着眼镜,面庞清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即使是面对记者这样的晚辈,他也常常把“您”字挂在嘴边。
  “我现在的工作,一是做高等教育,二是做电子工程,”李斧说,“我希望自己能从这两个方面为祖国服务。”
  身为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终身教授、曾任数家跨国公司在华业务的顾问及俄勒冈州政府亚太事务委员会的前副主席,李斧常常为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穿梭于太平洋两岸,“每年的飞行里程都有十几万公里”。
  生于1958年,1965年上小学,1978年上大学,1985年出国,他经历了中国当代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是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成就了我的今天,”李斧说,“我有义务回报祖国,也非常享受这样的人生。”
  从景山到干校
  李斧是四川人,却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有时候,他甚至还会发出那种老北京才有的儿话音。“我曾在北京读过小学和中学,”李斧说,“北京在我的人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1964年,因父母工作调动,刚满6岁的李斧便随父母来到了北京,先后进入团中央机关幼儿园和景山学校读书。
  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即使是紫禁城边上的景山校园也颇不宁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景山学校便从中宣部直属的试点学校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试验田”,而他们这些刚刚八九岁的学童也成了“试验田”里的“黑苗子”了。
  学校里正常的教学活动停止了,先是校领导被揪斗,接下来是“停课闹革命”。再后来,“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校园,“天天读”代替了文化课。
  “最高指示”一发表,李斧就跟着红卫兵小将们上街游行。中苏边界一紧张,他们又跑到“苏修”大使馆门前去抗议示威。虽然没有资格成为“红小兵”,但那时的李斧觉得,“天天不上课,也挺好玩儿的”。
  但回到家里就没那么好玩儿了。李斧的父亲在机关工作。一天,父亲单位里的“造反派”把批判父亲的大字报率先贴到了机关大院的食堂里。这样,李斧和姐姐一下子便成了“黑帮”子女。
  原本经常在一起的小伙伴们开始疏远他了,有的还对他恶语相向。一个比他大三岁的男孩子,甚至对他拳脚相加。但这也让他有机会“躲”在家里专心读书,“繁体字版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在那时侯开始看的”。
  1969年,随着伟大领袖的一声号召,广大机关干部开始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李斧也随父母转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的附属学校读书。
  农村的学校,条件自然不如北京。但毕竟是大机关干校的附属学校,师资力量依然强大:校领导一般是机关里的干部,语文老师是大报社的知名记者,英语老师则是机关里的专职翻译。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几位刚从纽约回来的外事干部给他们讲纽约市区堵车的情况。当时的中国农村,连一辆吉普车都很难见到,这让他们“简直无法想象”。尼克松访华时,干校里的翻译人员被抽调回京协助接待。学校里学外语、说外语的气氛顿时热烈了起来。后来,班上的好几个同学真地当上了外交官和专业翻译。
  如今,回望当年的日子,李斧仍然记忆深刻:“那场浩劫与灾难或许无人能幸免,但当个人小小的命运与整个民族大大的命运相遇时,还是给了每个人不同寻常的人生感悟。”
  “第一代复读生”
  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待了三年多后,1972年夏,李斧随母亲回到了北京,进入北京市第二十七中读书。这里的前身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孔德学校”,蔡元培、李大钊、吴祖光等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名人都曾在这里任教或学习。
  当时的二十七中,虽已经不复往日的辉煌,但仍汇聚了不少学高身正的名师。李斧记得,物理特级教师唐树德常常三言两语就解开了困扰他许久的物理难题,对他“帮助极大”。
  而在生活中,唐老师也总是尽可能地维护学生们的利益。当时社会上的左倾路线猖獗,许多学生不得不远离父母亲人“上山下乡”,而在他的帮助下,学校里不少学生得以留在城市。一些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因父母的遭遇而面临着重重的社会压力,唐老师却不惧风险,主动地去关心照顾他们。
  1974年,李斧中学毕业。他既没有下乡,也无法继续学业,成了一名“待业青年”,人生也进入了一个迷茫、彷徨的时期。“为什么仍在水深火热中痛苦挣扎的外国人民有学上,而身处世界革命中心的我们却无学可上?”他无法理解,“革命运动不是只乱了敌人吗?”
  1976年5月,四川成都人民广播电台“以工代干”,面向社会招收编辑记者,李斧欣然赴试并一举考中。在外人看来,这也是一份衣食无忧的“美差”了,但“文革”后期虚假乏味的新闻工作又常常使他觉得厌倦。苦闷、彷徨与生不逢时的感觉时时袭来。一次在农村劳动,他独自登上小山顶,在心底高喊:“天地之大,哪里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出路啊!”
  当年10月,“文革”结束。第二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李斧兴奋得难以自持,骑着自行车挨个儿向亲友们通报。他决定拾起书本,重新开始学习。
  白天在电台上班,晚上还要守在单位里监督两名“造反派”,李斧只得利用点滴的时间,抓紧复习功课。父母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一文一理,这给了他不少学习上的便利。而父亲单位里唯一的一台电视机也给了他不少教益。

我要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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