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思科的资政育人和强军思索

2014-08-28 13:41:00  来源:中华儿女报刊社  编辑:凤栖

  他每天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始终思考第一、工作第一,没有8小时工作的概念,只恨一天没有25小时

  

  文/陈焱 李娟
  肖思科因写作畅销书《超级审判》,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成为名声显赫的军旅作家。后来他参与《中华儿女》办刊,从编辑部副主任至特约副总编、策划总监,因策划《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撰写《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和参与组织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等轰动出版界。但此后,他突然从读者视野中“消失”。直到《中华儿女》创刊25周年,他获得“杰出作者奖”时才再次出现。我们也从他的谈笑间了解了他的资政、育人和强军之路……
  从文学青年到专攻党史资政
  肖思科曾先后在部队各级至军区当过十年新闻干事,1989年,他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到毕业时已完成3部重大党史题材的著作。不过,他认为自己与中共党史结缘只有20年。这20年来,他完成了党史题材作品约600万字,被海外报章称为“第五代红色作家”和为中共“续家谱”的作家。
  肖思科的作品主要关注中共党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起初,他并不是有意识地去形成什么体系,只是下意识地对几个主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思考。
  关于中共成立之初,他与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将军合作写了《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迥异人生》,这使他对红色之初有了一个基本的把握。关于国内革命战争之初,他与人合作完成了《红军之父》,通过对朱德元帅的人生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梳理,反映了中国内部革命战争、战略与战术及武装斗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再后来,他选择以抗日战争中的红色大本营——延安为题,独自撰写了《圣地沧桑》、《最后的圣地》和《山坳圣地》。这三部作品基本上囊括了中共在延安13年的革命史和内部斗争史。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肖思科对“文革”前后的党史着力较多,先后出版了《震惊世界的77天》、《超级审判》和《特别审判》三部作品,影响很大。这三部作品基本上涉及了“文革”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和后来拨乱反正的有关情况。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他则主要借助近百名第二代、第三代政要和党史人物群来反映。

肖思科与夫人裴莹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留影

  除各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作品之外,他还著有以具体史实为依托的专题作品。现在市场上一直畅销不衰的《知情者说》系列书籍,就是他参与策划的。
  关于由一个文学青年走上撰写党史作品资政的道路,肖思科回忆说:“我过去从事过纯文学,真正转轨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他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有一次,为拍摄一部关于延安的专题片,他找到延安精神研究会的领导、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黄钢。黄钢是中共一位元老的后代,在延安时就曾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和表扬。黄钢见他刚二十多岁,就对延安题材感兴趣,便发了一番感慨。黄老说:“再过些年,若我们这一帮老头都死了,还有谁来给共产党续家谱呢?”他说话时眼睛直盯盯地看着肖思科。“从他的目光中我感受到了一种震撼,”肖思科说,“现在回头再看,黄钢先生的话,对我来说不啻是一个暗示,一种期望,一个喻示。”
  后来的事情则变成有意识的行为了。肖思科认为,中国革命史也罢,中共党史也罢,只要接近它,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极有魅力的富矿。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开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几乎影响了整个人类。在千年交替的时刻,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推出自己评选的千年风云人物。有的推崇爱因斯坦,有的则推崇马克思,其中英国的路透社和网上民意测验就认同马克思。不管人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灵光也好,幽灵也罢,它对人类的影响,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比拟的。仅这一点,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其次,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共产主义的引进完全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式和进程。这对一个占人类总数五分之一、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曾经有过强盛和衰落历史的国家,具有特殊意义。
  再次,国际共运在中国的兴起、摸索和发展的过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将中国带入新世纪,从而成为人类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最强的营垒的历程,也具有鲜明特点和含义。可以说,在20世纪和当下的中国,最具生命力、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他们的活动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而且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光芒闪耀的史诗。所以,以改变了人类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信仰、意志和行为的中共的历史为对象,进行纪实文学的创作,进而达到一种记史、育人和资政的目的,这不是一种单纯的研究与创作,而是一种对布尔什维克文化的考证、还原和升华。
  肖思科就是满怀着这种价值观和使命感,一口气写下了20余部专著,并形成了自己的读者群。他的许多重大发现和思考,多次引起国家高层和史学界的关注与重视。这些著作有的是江泽民题写书名,有的是刘华清、张震同志作的序,有的是伍修权、黄火青、魏传统将军及毛泽东与邓小平同志的亲属、身边工作人员题的词。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的确是在为中共“续家谱”。
  谈起这一资政研究与写作的历程,肖思科的感受是很辛苦、很充实、很快乐。虽然近十年他的写作在放缓,但他更淡定、更执着。别人下班后忙于娱乐和应酬,他则喜欢待在办公室和书房里读书。现在年轻人不太重史,特别是网络上充斥着的一些胡言乱语,让他更加理解黄钢老先生给他讲的那段话。利用业余时间的思考与研究,无疑将会促进他的厚积薄发。
  从个人研究写作转为办刊育人
  打开《中华儿女》的过刊,读者会在目录页中看到肖思科在其中近十年的办刊活动。虽然他的每个职务前都有“特邀”二字,但杂志社年龄稍大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当时社里有“肖老(他那时才30多岁)不来不开编前会”的惯例。肖思科从写作到办刊——不仅仅是在《中华儿女》办刊,是他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
  “与《中华儿女》结缘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肖思科说。当他进入浩瀚的党史中后,便发现那是一个汗牛充栋的宝库,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当时《中华儿女》一下扩张了十来个版本,而政要版急缺人手。时任社长、总编辑的杨筱怀慧眼识金,从来稿中发现肖思科有极强的选题把握和文章撰写能力。更关键的是,他俩都当过兵,有着相同的价值观。杨筱怀便动员肖思科友情加盟《中华儿女》。而此时正在某军队院校带学员的肖思科,也确实感到办刊育人的重要性。这样两人一拍即合,这一干就是十年。在他后来“隐身”之后,《中华儿女》还是在“编委”名单中保留他的名字直到今天……
  起初在《中华儿女》,肖思科帮助策划选题、约稿,并写稿。当时《中华儿女》有个“政要版”,主要是写史写人,而且是写正史,写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同志,以及中华儿女大家庭的名人志士。这对肖思科而言,如同自家园子里摘菜——信手拈来。他身边做这个行当的人多,打个电话稿子就到,实在急了他就亲自操刀,边写作边排版。后来因为一位副主任调离,杂志社只剩下了两个半人,据说肖思科常常通过电话口授写导语、引言和编者按。不仅按时出刊,还把刊物办得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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