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导师”杨奇清

2016-02-04 14:14:00  来源:中华儿女报刊社  编辑:安吉

  1953年,杨奇清(前右)陪同毛泽东视察长江舰 

  ◎本刊记者 余玮
  杨奇清,中国隐蔽战线的领导人、公安保卫事业奠基人,开国首任公安部副部长。 
  有人说,杨奇清是“共和国卫士”、“超级盾牌”,还有人称他为“擒特猎手”。但是,在杨家子女看来,父亲就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湘伢子”,慈祥的父亲是他们一辈子的“精神导师”。 
  “红小鬼”追寻来时路
  1959年9月,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到湖南进行调研,顺便回到了阔别29年的家乡。
  平江县委的同志向杨奇清汇报工作,提出想在他的家乡嘉义镇建大会堂,杨奇清一听就表示反对。他说:“国家还不富强,群众生活水平低,不能铺张浪费,要注意影响。”县委的同志又提出购汽车和拖拉机,杨奇清耐心解释说:“公安部不管这些东西,我没有权力批呀!要钱、要车、要物,我都没有呀!”地方领导不禁愕然。杨奇清认为不能运用手中的权力,满足地方父母官的要求,不能因为自己是平江人,就对平江搞特殊化,也不能由于平江是家乡,就要给予特别照顾。
  在家乡,亲弟弟杨正湘提出帮忙解决一个工作。杨奇清说:“我的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家庭服务的。”并叮嘱弟弟要在现有的岗位上好好工作,将党的需要当做自己的需要。两个外甥女见到杨奇清后,吵着要跟杨奇清到北京找个好工作,杨奇清劝说她们留下,建设新农村。
  当然,他忘不了去祭拜祖坟、拜访长辈,给继母留下一些留下生活费。随后,杨奇清请平江县委安排,请来当地的老人们开座谈会,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
  1911年11月6日,杨奇清出生在湖南平江县郑源大屋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少年时代的他便跟随父亲投身革命,参加过著名的平江起义。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天,杨奇清听说红军要撤离平江县城,表示想参加红军,祖父一听强烈反对:“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于是,他拗不过老人,只好回到地方游击队,在家乡坚持游击,组织暴动,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传送情报,为游击队偷运食盐。
  1930年4月30日,杨奇清拿到中共地下党组织开给自己参加红军的介绍信,领着其他参加革命的伙伴们踏上了寻找红军之路。 
  杨奇清历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红三军团一师三团三连党代表(指导员),红三军团保卫局执行科科长、执行部部长、侦察部部长,红三军团执行部长,红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红军前敌司令部保卫部部长等职。为了给军团各级首长配备合格的警卫人员,杨奇清利用战斗间隙休整的机会举办警卫人员训练班,挑选政治可靠、勇敢机智、胆大心细、吃苦耐劳、身体健壮的青年进行训练,培养出一批批忠于职守,在紧急情况下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首长安全的优秀警卫人员。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杨奇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部长,对加强部队保卫工作建设,纯洁部队,开展反敌特斗争,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无论是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杨奇清一直担任我党我军保卫部门的重要领导工作。在残酷、复杂的对敌斗争中,杨奇清坚定勇敢,无私无畏,对革命抱有必胜的信念。对此,作为女儿的杨清十分自豪。
  严格而不失慈爱的父亲  
  杨奇清的女儿杨清回忆说:“1950年9月,我出生在北京。不久,就随父母亲去了武汉。父亲从公安部调往中南地区,任中南局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1954年行政大区撤消后,我们全家又从武汉回到了北京。父亲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当年,杨家住在北京东城区八面槽西堂子胡同20号一幢西式二层小楼。安家后,杨奇清教孩子的第一课是如何种地。他找来工具,挽上裤腿,把前院的地开垦出来,同时施上肥,用锄头堆成一垄一垄的,种上玉米,旁边搭架子,种南瓜、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杨清记得:“父亲撒一垄种子,我们也跟在他后面撒,接着浇水。我们是第一次干农活,地拢不直,种子撒不匀,一会儿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腿疼。父亲看后,哈哈大笑,但还是表扬我们说:‘这才像农民的后代,虽然进了城,但还是要自给自足。’”
  杨奇清不仅自己克勤克俭,对家人也要求十分严格。建国初期,夫人肖彬定为行政13级、正处,以后一直没有被提升过。随着工作的调整和调动,组织部门给公安部党组写报告,给一批同志晋级,其中有肖彬的名字。杨奇清阅后把夫人的名字划去,把晋升的名额让给其他的同志。肖彬得知后也毫无怨言,总是对孩子说:“现在的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我知足。”杨家子女说,母亲深爱着父亲,凡是父亲作出决定,母亲都无条件服从。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相当匮乏,供应紧张。杨清说,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送了一些食油和黄豆给父亲,可他坚决不收,硬是坚持退了回去。“我们家一天三顿稀饭。粮食不够吃,母亲就在蒸馒头时,掺入大量杨树叶子。蒸出的馒头味道怪,我不愿意吃。父亲就带头吃,还咀嚼得特别香,称其为‘树叶面包’,在他的感染下,我也再次品尝起来。”
  杨清还记得,父亲规定他们每月开支是10元,包括学校的伙食费和公共汽车费,零花钱2元。“我穿的衣服都是捡姐姐穿不了的,弟弟捡哥哥穿剩下的。裤子上的补丁破了,再补一层。父亲更是以身作则。一件毛衣的两个袖肘破了,补了又补,一直穿到被抓进监狱,又从监狱把它带回家,一直穿到去世。”
  杨奇清尽管很忙,但是每有空就同大家打康乐球、扑克。孩子们都记得,父亲在家时工作到很晚,他们早就睡了;等到父亲把所有应急的文件全部处理完,他还要到地下室去看看在那烧锅炉的蔡大爷。“蔡大爷是‘老北京’,解放前拉人力车,生活很苦。父亲很愿意和他聊天,掀开被子看看,问寒问暖,询问生活有何困难,让蔡大爷十分感动。父亲心细,他从他那里还了解公安部基层工作的实际状况,把大事小事都抓到位。” 
  在孩子眼里,父亲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有一年,毛泽东主席到湖北视察。杨清记得,父亲马上要陪主席出发了,但是哥哥和姐姐——一个出麻疹,一个发烧。“父亲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回家了,秘书告诉父亲,建议他回去看看。父亲说:‘孩子妈妈在,让她照看吧。实在是没有时间回去。’母亲既要照看两个生病的孩子,又不能耽误工作,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当姐姐和哥哥的病痊愈后,母亲却累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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