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十年》胜读十年书

2012-02-07 17:02:00  来源:中华儿女报刊社  编辑:杨晓钗

  
  文/思郁

  扬之水 著
  中华书局
  2011年11月出版
  定价:48.00元

  戴维·里夫曾用一句话评价他的母亲苏珊·桑塔格,他说她的一生活得就像是往图书馆里不断藏书。这句评语在我读《〈读书〉十年》的间隙忽然想起,觉得用来形容扬之水的生活十分恰切。
  我读扬之水的著作不多,但是对其人印象十分深刻。这样说似乎很矛盾,根本没有见过其人,何谈“印象深刻”,可能是从她的一本一本书中总结出来的印象吧。总觉得现时代里,能够以此“隔离方式”做学问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扬之水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想当年我也曾以做‘女强人’理想之人生,近年却尽弃此图,只求一厅花草,一帘清风,一窗明月,伴我数卷诗书。”此等浪漫与理想,在八十年代的学人中应该不算少数,但是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好像并不多见。前几年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火热一时,很多人怀念八十年代的单纯和理想主义,但是那本书给我的印象还是有些“伪装”。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她的访谈中,所涉及的对象大都是学界中的“成功人士”。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八十年代只是一个怀旧的话题,所有的苦难都会成为抒情,所有的挫折都是成功的积淀。但在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中,我发现了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态的八十年代”。用作者的话说,日记本不是为了发表的,只是为了单纯的记录,以免忘怀——如此方能展现一个真实的八十年代,一个更为真切的十年。
  沈昌文给扬之水写的序言中,着重提到了《读书》杂志的创办:“编《读书》的都是经过浩劫复出工作的大牌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但是他们招聘的编辑标准确实有些“怪异”:最早聘用的吴彬,是从云南建设兵团回城的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大名鼎鼎的王炎,被聘用的时候是公交车售票员,也是初中一年级学生。而招聘扬之水的时候,沈昌文写到:“一看简历,颇不简单。这‘不简单’按今天理解,必定是在海外某某名校上过学,等等。几十年前,这位扬之水的‘不简单’却是,读过初中,插过队,做过售货员,开过卡车等等。卡车司机居然对文字工作感兴趣,而且确实在《读书》发表过文章,令人惊讶。大家觉得合适。于是录用。”
  这才是我一向欣赏的那个八十年代,更为私人化的真实,更为贴近我们的情感距离。八十年代的《读书》是这种精神的最佳诠释,编辑、作者、读者不分彼此,可随时去拜访,一坐就是一下午。与我们现在壁垒森严,严防死守的学术气象大相径庭。
  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主要描述了她从一九八六年进入《读书》杂志开始到一九九六年离开杂志,转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段时间的生活与工作。日记打算分为三册出版,此时我们翻阅的是第一册,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零年这段时间的记述。这十年对她而言极其重要,是因为她可以接触到一大批几乎从“文革”浩劫中“复活”的文化老人,与他们的交往构成了她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也许从更深远的角度说,是构成了她以后学术生涯的一部分。与金克木、徐梵澄、张中行、钱钟书、杨绛、冯亦代等人的交往,深深影响了她在学术上的选择。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十年中,也是她集中精力,钻研学问的十年,所谓《读书》十年,其实正是“读书十年”的好日子。
  说扬之水是学界“隐士”亦不为过。放眼望,如今学界,棍扫一大片,枪挑一条线,遍地都是学者和专家,说出的话连常识都混淆不清,倒是此等学问可堪忧虑,也更令人怀疑。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六日的日记中,扬之水记录了绿原的一封信,其中提到说:“余半生寂寞,偶有兴涂鸦,均不过与回声对话而已。匆匆已是望七之年,万事更不复妄求矣。不意承君撰文揄扬,实不胜感激而又喜悦,同时亦难免一丝淡淡的哀愁。”扬之水说,读罢令人很伤感。读扬之水的书,伤感倒是没有,只是突然想到沈昌文的那句:潇洒送日月,寂寞对时人。与时代有意拉开的那种寂寞,才是真正的疏离吧?

我要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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