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穷人经济学家”掬尽心智

2015-03-05 11:41:00  来源:中华儿女报刊社  编辑:凤栖

  专题 新常态 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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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元年。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这一年里,“新常态”成为关键词,这意味着当下经济形势已经进入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三期叠加的新时期。
  步入2015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奏响了当代中国的最强音。
  人口红利只可能越吃越少,因此李克强总理说,进一步发展要靠“改革红利”。窃以为,“改革红利”对于制造业而言,就是推进全方位的产业转型升级,鼓励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和核心技术,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                                  —— 《中国青年报》

  “穷人经济学”就是一门具有社会属性和政治考量的学问,公共政策的伦理要求,其必须照顾于社会最弱势的部分,如此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                        ——网友评论

  

  进入新常态后的经济增长,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教育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提出更为紧迫的任务
  文/本刊记者 余玮
  蔡昉,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就业问题研究专家,有“穷人经济学家”之称。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和农业村委员会委员。 
  一个寒冷的上午,蔡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参谋部”接受了记者的专访。采访结束之时,一束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让人感受到缕缕春天的气息…… 
  深层透视“人口红利”   
  近年来,蔡昉及其研究团队所提出的“就业优先战略”、“户籍制度改革分类实施”等政策建议都已经写入了中央文件。从预测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开始,蔡昉就在寻找解决办法,他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应该慢慢放开生二胎。”早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蔡昉的这番表态与呼吁就引起了广泛关注。6年后,“单独两孩”政策终于写入了中国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开始改变亿万中国家庭的结构。
  “即使开放了‘单独两孩’,劳动力人口仍然将下降。”蔡昉说,全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消失了,未来人口数量少、人口结构失调,才是中国发展的大障碍。蔡昉表示,只有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即通过改革创造更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条件,才能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 
  2014年底,蔡昉表示,我国应尽快从“单独二孩”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过渡,以应对潜在增长率低带来的挑战。蔡昉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在执行之初就被认为是“一代人的政策”,然而多年来政府和学术界一直对何时放开生育政策,以及放松生育政策后是否引起人口激增、中国的TFR(总和生育率)是否会迅速上升等问题有所担心。蔡昉说,中国的“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逐渐消失,即使执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虽然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并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增长效应,但是从长期来看将有利于实现合理的人口结构,提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从而能够对潜在增长率产生正向的影响。“必须认识到,虽然人口生育政策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但人口的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蔡昉说,随着经济发展,生育意愿不断降低乃大势所趋,不能指望有明显的逆转,但人口生育政策越早调整,其所产生的效果就越明显。 
  同时,蔡昉在调查中发现,随着年龄越长中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低——对于城市困难人群而言,他们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并不受到就业市场的欢迎。蔡昉提出,目前不是延迟退休的好时机,否则会把这个群体推向脆弱的地步。“要通过培训使得他们的技能更新换代,提高就业能力,要把他们作为主要对象纳入最低工资制度、失业保险和公共就业服务。” 
  蔡昉认为,进入新常态后的经济增长,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教育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提出更为紧迫的任务。“目前我国成年人受教育年限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主要表现在基础教育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较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完成率低;农村青少年义务教育后升学率低,从而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低;由于历史原因,现有职工队伍中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等等。只有通过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进一步提高教育的均等化程度、推动普及高等教育和加强职工培训的有效性,才能显著提高整体人力资本,通过人才红利支撑经济增长的可持续。”
  蔡昉强调,提高生产率有着无限的空间。从经济整体看,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在我国以往的高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主要来自于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的转移。虽然今后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改善产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更多的资源配置效率将来自于企业间的优胜劣汰,即有竞争力的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甚至退出市场。因此,对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抓手不是代替企业去选择投资方向和经营策略,而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创造公平而充分的竞争环境,同时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推动企业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必然要发生的,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成为一个自然过程。蔡昉认为,现存的一些体制机制因素,仍然阻碍着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和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旨在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的改革,可以从多方面挖掘潜力,提高潜在增长率。根据测算,如果户籍、教育、生育以及市场环境等重要领域改革能够全面推进,综合的改革红利可以提高近2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 
  “穷人经济学家”眼中的“新常态”
  蔡昉是国家“五年规划”专家组成员,参与了有关工作。他说:“不管你是不是专家组成员,其实你作为社科院的主要部门之一都应该为国家决策提供自己的研究成果,承担一些课题。”作为专家组成员,每次接到任务,他总是乐此不疲,积极参与讨论,发表个人及所在集体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有关人口与就业政策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方面踊跃建言。 
  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主动适应新常态要求不再单纯追求增长速度,不以GDP论英雄。蔡昉说,理性确立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有助于在观念上适应新常态,做到认识到位、方法对路和工作得力。他认为,确立增长目标的一项基础工作是对未来GDP增长率做出预测,而认识不同决定了预测方法的差异,通常会导致大相径庭的预测结果。

  在没有发生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情况下,简单的外推法,即用过去的增长预测今后的增长速度,常常可以准确地预见未来的经济走势。然而,一旦发展阶段发生变化,则一系列影响增长速度的参数也就改变了,依靠简单外推就无法做出准确的增长预测。近来一些经济学家尝试把发展阶段的因素纳入预测方法,即所谓“趋同法”,认为以人均GDP作为衡量标准,收入水平相对低的国家应该比收入水平相对高的国家有更快的增长速度。按照这个逻辑,目前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0%出头,相当于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水平、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水平。由于这些国家在达到类似发展水平后继续保持了大约20年的高增长,所以这类预测断言,我国仍有20年的高速增长期。蔡昉说,作为一种对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和预期,根据这种方法做出的预测有其参考价值,但是,这种预测不能告诉人们预测结果中所包含的“潜力”因素是什么以及如何挖掘。因此,其预测结果常常使人产生误解,以为这样的增长速度可以无条件达到。
  蔡昉说,近期还流行着一种对我国增长速度将大幅度放缓的预测,其依据的方法可以称为“趋中律”,即根据一个观察到的“回到平均值”统计现象,主张任何高速经济增长都是异常的表现,最终增长速度必然回归于世界平均水平。与此类似的其他研究还表明,大约在一个特定的人均GDP水平上,高速增长必然终结,而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收入水平转折点上。但是,这里采用的花哨“规律”,其实只是一个统计现象,不能对其关于减速的判断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解释。
  蔡昉认为,无依据地低估中国未来的增长率从而唱衰中国的论调固然缺乏说服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做出过高的预测,也不利于社会建立合理预期。“我们基于劳动力供给、固定资产形成和生产率提高等趋势,以及改革红利的潜力所做出的潜在增长率估计,认为今后几年我国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速是可行的。这样的增速预期既稳妥又不失进取精神。”他说,首先,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能力相符,就意味着既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也不会遭遇就业冲击。其次,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能力相符,有利于消除产能过剩、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挤掉GDP统计中的水分,因此是更加健康、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增长速度。最后,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一个积极、现实、合理的假设。通过清除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障碍,改革可以为我国赢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蔡昉强调,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依然很大。
  研究穷人经济学的人
  蔡昉是中国经济学家中少有的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经济学的人,早在1998他就写过《穷人的经济学》一书。蔡昉笑言,自己是一个被锁定的农业经济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热点入手,通过把最现实的问题与一系列发展经济学的主题联系起来;或者说从具体的问题研究起,逐渐形成自己对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学理解,是他从事经济研究的基本脉络。在转轨中国,蔡昉从“三农”出发,逐步关注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带动下,迁移到城市中的农民工以及在国企改革中下岗的城市贫困人口,继而延伸到对中国发展战略和改革路径的探索和研究。由此看来,他这位研究“穷人”的经济学者很富有。 
  在朋友的眼中,蔡昉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然而,完美主义往往意味着比别人付出更多。蔡昉往往到凌晨一两点才能睡,早晨7点就会起床,常年的睡眠不足令他的双眼透着血丝。但多年来,蔡昉恪守学者本分,坚持把学术研究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我从来都没有放下过研究工作,而且保证最基础的研究从来不断。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和任何人比”。
  蔡昉眼中的学者,首先是能做扎实的工作,做详细的计量分析,为自己的结论提供依据。但是做完以后要让别人知道你的结论,也就是说要实现成果的转化。“我希望自己和年轻的研究人员能够成为这类学者。”在蔡昉的心目中,如果一项研究成果老百姓看不到、大部分同行看不到、政策的制定者看不到,那么它的价值就被打了折扣。所以,他所主持研究的课题,大多都具备详实的材料、大量的调查数据、精确的数量模型和可具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蔡昉常被认为是官方经济学家,他也从来不否认自己的官方色彩,但他对自己的研究非常自信,认为自己所有的研究都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并不是决策者爱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而是必须进行独立研究。他说:“智囊的作用绝不仅仅是附和,也不应该单纯解释政策,而是树立一个研究的基本规范,然后以经济学家的良心,按照经济学的规范方法进行研究。至于研究结果,跟传统的、普遍的认识一致或不一致,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我都会将其发表。” 
  很多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朋友选择了离开,而蔡昉留了下来,这成为他不断扩宽研究领域的原因之一。“大家都在变,我没有变。既然外面不变,里边研究的内容就要都变一点,要不很可能会出现审美疲劳。”蔡昉笑言自己在打“阵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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